折尽梅花：内容转自"秦朔朋友圈"

 

在魔都，度过了一个封闭的春天和半个夏天，
8月初，趁着情况好转，我赶紧 把两岁半的女儿送回老家乡下，
我想让她过一个草木葳蕤、像村里其他“野孩子”一样嬉戏、
在田野里自由奔跑的半个夏天。

虽然她离开了父母和熟悉的环境，前些天睡前都要哭喊一阵“回家”，
但不久就快乐地把魔都忘记了。
她喜欢和满地跑的小鸡小鸭，和我奶奶养的小兔子玩；
她喜欢跟着村里的孩子到处野，哪怕晒得黑不溜秋；
她喜欢坐着我妈的电瓶车到处走亲戚，
在那广袤的乡下，吹着我曾经吹过的那些晚风。

我多想和她一起成为个孩子，在那自由自在的乡下晃荡，
像一个领头的小伙伴那样，牵着她的手，带她去爬我儿时爬过的山，
乘过凉的山洞，游过泳的水库，抓过鱼的河沟……

当然，这些浪漫只属于孩子，大人们的主要任务，
还是如何去面对那些沉默而沉重的现实。

 

亲最近在县剧团干得不太开心。

年初，他在一些老朋友的邀请下加入了剧团，
主要工作是为团里十来个人做顿午饭，演出时做一点场工，
偶尔需要时再上台客串一下。
这份工作颇为轻松，周末有双休，
没有演出时通常下午三点就能到家，
节假日福利也与正式员工无异。

所以，虽然月工资只有2000块，但他很满意。
村民们也颇为羡慕，尤其是这两年乡村经济一片萧条的情况下。

父亲年轻时就是地方剧团的角儿，可惜80年代初剧团解散。
大概2010年左右，他还和一帮当年的老同事、老伙计复办过采茶戏团，
一度颇为风光，在县里演出还引起轰动，
令我感叹看到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曙光。

可惜文化终究不是个能创收的玩意儿，
起初县里答应的支持（补贴、指标戏）一点没兑现，
光靠年底酒席、春节期间的生意，根本撑不下去，坚持不了三四年，
像这些年许多偶像团体一样，复出没几年就散了伙。

如今能够重操旧业，还能发点稳定工资，他的激动简直溢于言表。
只是团里最近不太排戏，排了的新戏也不让演，
也极少再下乡演出，他一片颓唐。

问为何？

上半年的时候，
团里还结合传统戏曲与现代市场需求积极排戏，大力创新，
其中就排了不少反腐、现代生活的创新戏，
结果一演出，就被一些人挑毛病，并不断反馈上去。
文化局、团长怕出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干脆不让演，也不再批新戏。

团里几个年轻人干脆上网搜一些节目排着，偶尔去外面“走穴”。

同时，随着疫情反复，各种演出、下乡越来越少，
出去又怕人告状，干脆能少演就少演。

还是团长想得开：
这情势有啥想头，大家还是吃好喝好吧。

团里其他领导也没了心气，渐渐把团里的食堂变成了请客吃饭的饭馆。
结果，父亲想搞的戏剧，尤其是传统戏剧没了空间，
渐渐变成一个拿2000块钱工资的厨子。

父亲纠结了很久，终于还是没有去吵。
在严峻的乡村经济形势面前，他选择了低头。

父亲作为一个61岁的乡下中老年人，
再怎么着，还有一份旱涝保收、还算体面的工作。

同辈的我许多叔伯，很多人早已被时代淘汰。

我的邻居，是我小学时候的老师（民办），
这几年因为儿子不太顺利，只好再次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包括养育三个孙子孙女。

每天一早，他就骑着电瓶车去附近的电瓶厂上班，
然后晚上才回，一个月只休两天。

他所在的那个工厂，我父亲经他介绍也去干过几个月，
主要是穿着胶鞋，包裹得严严实实，
搬来浓硫酸，按比例稀释、搅拌。

冬天还好，一到夏天，厂子里的空调就不够用了，
加之浓烈的气味，简直要出人命。

而且，还要小心不要被浓硫酸溅到，否则……
大家也能想象。

而这样的工作，我60多的老师已经干了好几年。
这份工作，月收入能达到4000元，
对乡下55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来说，已算绝对的高薪，
所以他还在坚持。
拼着老命地坚持。

换份工作？
要拿这样的高薪，留给他们的选择，
也只有金属制品厂、化工厂、瓷板厂之类的重体力活了，境遇都差不多。

所以，家庭压力相对小一点的，
宁愿选择在家扎彩灯、做夹子（发夹、衣服夹子）之类——
这些活属于原始的“来料加工”，
有人把材料拉来，分到各家，
做好了他们再开车来拉走。

其中，视力还行的，就做彩灯，手快的话，一天能赚个五六十元，
眼神差点的，就做夹子，一天二三十元。

夫妻两人干，一个月一两千、两三千，
基本生活还是有着落的。

今年，最难过的是夹在上述两者之间的村民。

他们原本有一个中间路线，就是去建筑、修路的工地上打零工，
或者去搞装修，
不同工种、季节（如炎热的夏季），一天一般能有个80-150元（泥瓦之类的技术工种除外）。
奈何这两年房地产、政府财政大收缩，这些活骤然变少。
他们既不愿去腐蚀型工厂“卖命”，也看不上彩灯、夹子，
只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混着生活。

 

我这般大的中青年人稍微好点，
一般能在鞋厂、服装厂之类的厂子，找一份三四千元的工作。
好的一面在于，十多年来，大量这样的工厂从沿海搬到内地，
工作还算好找；
坏的一面在于，一个月只休两天，工作环境不甚理想——
几年前，我的母亲也在这样一家鞋厂工作过，
我去看过她，光是那刺鼻的浆糊味就让我立马跑了出来——
上升的希望也极为有限，比如要拿4000元以上的工资，就得混上个小领导。

在这广袤的乡下，想要赚高收入，出路并不多。

以前倒是有这么一个事儿，收入能轻松上万，
那就是开大货车。

开车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买车自己开，
好的时候月入两三万都有可能，
只是细算之下，还掉月供（车贷）、付掉工资（一般两人轮流开，必须招一个司机），
算上工作时长，相当于重投资、高风险、重体力（熬夜，疲劳驾驶）、中等回报，
也就比进厂打工好一点。

还有一种就是给别人开，基本能保障月收入过万。

只是，在乡下看来，这也是一个“拿命换钱”的职业。
想要赚点钱，按常规逻辑、政府规定很难，
往往只能铤而走险超载、开夜车（赶时间）、或想着法儿躲避交警，
结果又导致大量的事故，而且一出事往往车毁人亡！

光我身边，我一个小舅、一个远房表舅、一个隔壁邻居（刚复员回家的年轻人）、
我妹妹一个闺蜜的老公……
就是开车出车祸去世的。

以至于，我们邻县——著名的物流之乡，
随着物流产业的壮大，出现了寡妇村、寡妇乡。

高风险如果有个高回报，自然有它发展的基础。
但近年经济形势冲击之下，物流货运，尤其是中小企业、个体司机已一片哀嚎：

其一，房地产、基建等投资大收缩，业务来源大缩减；
其二，互联网货运平台成为货运发展的“亮点”，快速增长。

在互联网时代，这些平台已成为中小企业、个体司机们绕不过去的平台。
但它们有利有弊，
客观上，他们提升了物流运输的透明度、运转效率，总体是积极的，
但对中小企业和司机们来说，它们无可避免地抢夺了司机们的利润和议价空间，
使得他们从相对独立的个体户、小老板，退化为平台的“打工者”；

其三，中国制造能力太突出，融资租赁、物流供应链金融也发展太快，
随着供给过剩、购车门槛越来越低，货车保有量迅速飙升，
导致供过于求。

赚钱本来就越来越难，
同时，上游货主结算周期越来越长，而高企的油价、高额的过路费、购车月供、保险，
则是一个都不能拖欠、必须实时支付的，
多重压力下，货运已逐渐沦为一个纯粹的底层行业；

其四，这两年的疫情乃至国际形势，对行业的冲击是巨大的。
一者社会流动减速，货源大量减少，
二者油价大幅走高，利润被大量吞噬。

这两年，大量中小物流货运企业倒闭，
大量个体司机忍痛将车转让，行业一片萧条。我

们村的一位族兄，就完全是一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的节奏，
偶尔哪天不见他，大家都要为他高兴——
终于出车去了。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9月，全国载货汽车保有量达3242万辆，
也就是说，中国有3000-5000万货运司机（长途货车一般会配2名司机），
这些司机基本都成家立业（要不是家庭压力，谁愿意这么拼），
按一户3.5人算（农村家庭人口较多），那么，这个行业就关联着1～1.75亿人！

这不是国计民生行业的话，还有谁是？

近年来，互联网外卖、快递平台，对从业者的保障、保护已经引起社会各界重视，
但互联网货运平台，由于不直接与消费者发生关联而不受关注。

同时，它们与司机的关系完全是合作关系，
平台在获取利润的同时，基本是一个中介角色，
所以基本无需承担什么风险和责任，
所以一面是它们大发展，而成为行业亮点，
另一面是它们对货运司机的权责、利益分配存在不少不合理之处。

尽管经济规律终究会促使这个行业走向大量出清、供求平衡，集中度也将进一步提升，
但短期内，要保护就业、保障国计民生，以及为广大乡村留一个相对高收入机会的话，
还是要保护好这个行业——
在为前些年疯狂的大地产、大基建“还债”的过程中，在追求市场效率的过程中，
不能将责任都推给市场，不要让板子都打到司机、农民身上。

应当在发展互联网货运平台、发展汽车金融、物流供应链的同时，
尽量维护好公平、民生，
更不要轻易去摧毁广袤乡村追求美好生活的，
所剩不多的希望。

我们不能在该追求效率的时候谈公平，
而在该谈公平的时候把责任推给市场规律光去谈效率。

 

也许有人会问，你们是农民啊，为什么不去种田种地？
种田种地不就是你们的职业吗？

此问就有点“何不食肉糜”的意味了。
原因很简单，
2022年稻谷最低收购价大概在2.48～2.62元/公斤，即每斤1.24～1.31元，
即便按亩产1000斤、南方两季收割算，
那么每亩年产值就是2480～2620元。

我们村人均不过两亩地，按一家四口算，
那么全家年收入就是19840～20960元，
刨除日益升高的种子、化肥、机械、灌水等费用，
利润大概在每亩300～500元，即全家全年利润2400～4000元。

请注意，这还是在没算人工的前提下。

显然，农村家庭靠种田种粮，在现代社会压根没法生存。

所以，种地只能趋向集中，
大家将每亩300～500元的利润以地租的形式转让给别人，
这样，一户种植户就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将人工摊平（相当于打工收入，好处是自己做“老板”），
同时以一季的租金获取两季收成，再加上一些政府补贴，
这样，种田种粮才能符合市场逻辑。

因为种田种粮越来越难，许多承包户、种植户都不干了，
导致租金一降再降，从几年前的每年四五百元一亩，到如今的两三百一亩。
就这样，我家的今年还差点没人承包，
到春播前才由一户叫才妹的、老实巴交的族亲承包了去。

说到政府补贴，也不是一件轻松事。

近年地方政府财政紧张，补贴并非那么容易到手，
而且，“补贴”很内行，
哪年种哪种作物有补贴、种哪种作物补贴多一点，
“上面”没有人点拨，没有人帮助，就没那么容易拿到。

这时候，种植户只有去吵。
吵也不是没有用，但由于势单力孤、没有了集体背书，
而且“上面”没有人的话，往往就是吵就给一点，
久而久之，吵来吵去、跑来跑去并不划算，
干脆也懒得再吵，大不了明年不种了，
如此，进一步挫伤了种粮户的积极性。

人们不光忘了如何种田、种粮，
甚至也忘了如何种地、种菜。

今天，农村人户户买米，家家买菜、买瓜吃已成了共同的市场现实。
在城里人向往着去乡下喂马劈柴种菜的时代，
乡下人却大量抛荒不愿去种。

为何？

一面是空心化的村庄，人少空地多，
一面是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草木茂盛，禁止猎杀野生动物，
以至于我们以前的土地，一再退让给野生动物。

我们那一带，野猪越来越多，野兔子、田鼠更是泛滥成灾，
你刚种下去没多久，或者眼看着就要收获了，就被小动物们刨了去。

种两垄它们不吃的辣椒或许还能有点收获，
种点西瓜、玉米、花生、豌豆、豆角之类，基本上能被它们嚯嚯掉一大半。

长此以往，种地越来越亏本，越来越不划算，导致种地人越来越少，
此时，原本分散祸祸的小动物们再集中到一两家，
更导致种地人最后的难堪。

结果，土地进一步“退耕还林”，
人的空间越来越小，人们就只在房前屋后看得见的地方辟一点，
而动物们的空间越来越大。

如此恶性循环，
土地抛荒愈演愈烈，农民基本不碰农业！

把农业的根都丢了，靠进厂、去工地打工就是出路？

所以，像家乡那样的许多乡村，农民陷入两难。
退饿不死，进没有希望，
大家干脆宅在家扎扎彩灯、做做发夹，
每月有个两千来块钱的吃饭钱就够了，
平时再打打麻将、打打牌，日子照样飞快过。

毕竟，又还有什么出路呢？

再挣扎、再“卖命”，收入涨个一倍到四千，又有什么本质差别呢？

既如此，农民何时能成为有前途的职业？
农业如何能成为有前途的行业？

很多时候，“有前途”还不如“上头有人”实在。

在中国的乡村，“上头”有没有人，
往往是一方经济的重要决定力量。

譬如，本县今年种芋头补贴就多一点，
但这事，“上面”没人通消息，谁知道？
待知道了，再种也就来不及了。

另一个例子，
由于“上头”相关系统有人，
本乡及邻近两三个乡争取到一些种烟叶的指标，收益较高、补贴也不错，
这个“上头的人”就被农民们奉为佳话。

更有甚者，邻县某地，由于地处山区生态良好，
村村都是大树、保护古树，却得依靠扶贫。

其中，某村因为“上头点拨”，
年年砍树、再栽树，并且栽的是政策导向的树，
这样，村里既能通过卖树赚钱，又能通过种树获得补贴，
还年年评优，
倒成了“脱贫”的好路子、生态振兴的好典型……

类似的例子，在广袤的乡土上不断“合情合理”地发生着。

 

家乡小村，作为一个离城市（县城）不远也不近，
不穷也不富，条件不好也不坏的平常乡村，
无疑是中国多数乡村的代表。

这次回去，放眼望去，
村庄经济一片萧条，未来缺乏想象，
人们日益沉默无声。

何论乡下，县城也一片沉默。

一个事实是县城靠乡下养着，
这些年刚进城的“新城市人”，很多都靠乡下庞大的家族、六个钱袋子撑着面子。

譬如我一位表妹夫，进了县交警队做临时工协警，
他的月工资不过1000多元，在动辄六七千房价、基础消费与大城市相差无几的小县城，他
如何能撑起一家子的生活？
交警队又靠什么招揽这些年轻的人才？

当今天中国那些激动人心的事情，
比如高科技、新能源、互联网资本、先进制造2025，
与家乡这样的小村日益无关时；

当那些舆论的流量日益忽视这些沉默的群体，
乃至内卷、躺平、“小镇做题家”这样的社会中层反思，
都懒得再往下看看这四五亿人的生存状况时，
这个社会的喧嚣、各种利益的争吵，和许多自以为是的“代表”，
在这广袤的沉默面前，就多少有那么点无知和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好在，一如我熟悉的乡下的晚风，
父亲、我的小学老师、开货车的友根、今年包地的表妹，
他们都沉默地接受了所有既成事实。

他们都想开了，
反正买一包米能吃几个月，
反正再怎么着也能活下去……

当然，也有好的一面，
比如以往严峻的乡村赌博大为收敛。

毕竟，大家手上真的都没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