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现代文明究竟还有多远？

在判断我们离现代文明还有多远之前，不妨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现代文明。

国人一谈起文明，或许首先会想到我们是四大文明古国，而且我们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

好吧，如果我们把这些可以称之为文明的话，那么，它也只是古代文明。

 


既然此处谈的是现代文明，就没必要把祖上的荣耀再搬出来了。

现代文明，顾名思义，就是在现代社会被普遍认可并接受，以至被践行的文明。

它包括了三大核心板块：文化文化、政治文明、个体文明。

首先，我们来看看文化文明。

文化文明，千万不要理解成只是人文范畴的东西，
不只是诗词歌赋、音乐美术、文史哲经，更有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

对于文学艺术类的，因为文化的差异，不太好全面的对比，
但是，不否认，我们还是有差距的。

而哲学与经济学方面的差距就更大了，
关于这一点，不妨问一问身边的相关专业的硕士与博士，
看看他们在专业细分领域所学习的哲学、经济学，有哪一个是我们原创的，
不要说原创，我们学习都跟不上别人知识创新的速度。

至于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就更不用说了，
无论是我们学习的，或者是我们所应用的，都是来自于他人，根本比无可比。

其次，我们来看看政治文明。

现代的政治文明，所倡导并遵循的规则是，
基于众生平等的原则，所构成的服务民生与保障民生的社会治理机制。

现代的政治文明是没有用权力来管理社会的概念的，
因为所有的社会主体，无论政府、社团、企业、个人，
唯一所需要遵守的，只有法律。

而政府的职能，则是在法律的框架下，提供面向所有公民的民生保障与服务，
仅此而已。

最后，我们来看看个体文明。

这儿的个体，是指每一个自然人。

个体文明的核心，是自由、平等、思想、正义与善良。

个体文明强调，每个人在法律框架内是享有着充分自由的；
在所有的社会主体，甚至包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中，都是平等的；
是要有思想，并可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的；
是有着道德层面的正义感，与悲天悯人的天性善良的。


 

现代文明的四个关键词

现代文明和古代文明的区别是什么？
英国著名历史法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中将此概括为：“从身份到契约”。
6个字的概括看似简单，却内涵丰富，我们从四个方面解读。

-1-
个人自由


在现代语境下，自由意味着个人只受法律约束，
而无需担心因某个人或一群人的专断，而使得个人的自由受限制。

现代人的个人自由具体体现为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
选择以及从事某一职业的权利，
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而迁徙的权利，
以及最重要的自由支配财产的权利。

法学有句谚语：一人自由的终点，是他人自由的起点。
这是个人自由之限度的经典表达，
在此限度之内，个人对自己的权利拥有充分自主权。

但同样是“自由”这个词，古代人的理解大不相同。
法国政治思想家贡斯当在考察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时发现，
即便在雅典那样的文明城邦，自由也仅仅意味政治上的自由，
要以私人领域的自由被剥夺为代价。

贡斯当这样总结：“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
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监视与压制；
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他可以对执政官或上司进行审问、解职、谴责、剥夺财产、流放或处以死刑；
作为集体组织的臣民，他也可能被自己所属的整体的专断意志褫夺身份、剥夺特权、放逐乃至处死。”

换言之，古代人其实并没有个人自由的概念，
人仅仅是机器，它的齿轮与传动装置由法律来规制。
个人被国家所吞没，公民被城市所吞没。

贡斯当的观点与梅因遥相呼应。
古代社会都是身份社会，个人不享有独立的权利，
那些貌似“权利”的东西，实际上是集体的某种外延，
在古代文明中，个人只是工具性的存在。

 

-2-
财产权


现代社会，独立的财产权不仅是个人独立与自由的基础，也是现代民主的保障。只
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社会利益才能趋于多元和分散，
制约权力的力量才能获得其赖以生存的土壤。

古代社会虽然也有财产权，但往往不属于个人而属于集体。
这种集体有时表现为家庭，有时表现为宗族，有时表现为村落，
但共同特征都是财产共有，不可分割。

梅因教授考察了原始印度村落传统后发现，
尽管古代社会存在财产交易，但不是以个人，而是以个人所属的团体为主体。
集体共同财产的转移，往往需经过全部成员认可，
因此财产让与往往伴随多种多样的象征性仪式，
为的就是使整个交易，能够深刻印在每个集体成员脑海中。

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即便集体或宗族的财产，也随时面临被抄没的风险。
君主专制之下，个人命运浮沉，系与专制君主一念之间。
因此，国王以外的每个人，都面对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如今，人们已经意识到财产权的存在，这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进步。
但是，对财产权的认识还存在很多误解和不足。

比如，很多人会把把财富等同于财产权，
以为保护财产权，就是保护富人利益，侵害穷人利益；
或者认为保有财产权等同于“财富平等”；
还有的人认为，先有了法律，才有的财产权；
财产权是一个运行良好的政府或者一个强大国家的产物；
财产权意味......

这些看法都忽略，或者根本不知道财产权的本质。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斯夏说：
“人是天生的财产所有者，因为他天生地需要维持自己生命的必需品，
天生地具有满足这些需要而必须的器官和能力。
能力是人自身的延伸，财产权是这些能力的延伸。”

也就是说，财产权是人自身的延伸，无法与人分割开来。
财产权等于，甚至重于人的生命权。

霍普说：“认知与探寻真理所依赖的规范性基础，正是对私有财产权利的承认。”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质疑私有财产，都会陷入自相矛盾。

因此，法律、制度、政府、议会、国家等不是赋予人财产权的形式或组织，
它们是为了保护财产权才出现的。

 

-3-
商业


古代文明几乎是农业文明的同义词。
在农业文明背景下，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生产效率相对较低，
扩大规模是增产的最主要手段，因而土地争夺十分激烈。
这就必然导致尚武精神和好战主张的流行，每个民族无休止地攻击邻国或被邻国攻击。
所有国家都不得不以战争为代价来换取安全、独立及存在本身。

但这一局面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协作的扩展逐渐被打破，
交通工具和通信手段的进步，让交易费用变得越来越低，
一个文明有机会与遥远的另一个文明进行贸易交换。
大家逐渐发现，商业所带来的收益要远大于战争。
这为现代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

商业发展必然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
而商业发展的动力，必然是每一个独立的人。
因为从本质上说，商业的价值就是对个人需求的满足，
没有个人自由的拓展，也就不可能有商业的繁荣。

商业在没有权威干预的情况下，最大限度满足了人们的欲望，
也激发了人们对个人独立的挚爱。

在满足个人需求方面，权威的干预总是陷入一种窘境：
每一次集体权力希望代替个人思考时，它便侵扰思考者。
每一次政府声称为我们做事情，都比我们自己做更无能、更昂贵。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
在书中，斯密主张“自由放任”，
强调只有对内对外的商业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国家得到充分的发展与繁荣。
在斯密看来，人的利己心是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

他说：“每个人都不断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
当然，他所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
但是，他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自然会，
或者说，必然会使他青睐最利于社会的用途。
这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目的。”

因此，商业足够繁荣的文明让权威没有插足个人领域的缝隙，
这是商业保障个人自由的另一种体现。
反过来，个人自由带来的创造力和驱动力又能进一步推动商业文明的发展。

《国富论》给现代商业文明划定了最基本的原则，奠定了经济学的研究基调，
因此被称作“西方经济学的《圣经》”。

但是，《国富论》的意义不止于此。
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在《国富论》出版200年之际感叹：
虽然现代经济学越来越成熟，分析也越来越复杂，
但是在经济体系运行方面，仍然鲜有超越亚当•斯密的高明洞见。


 

-4-
法治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大国还是小国，
文明发展的历史都在解决这样一个难题：
如何将血缘为纽带的小共同体，融合成一个更大的、陌生人大规模协作的大共同体。
与其说这是历史的使命，不如说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而这种趋势，既是商业发展的原因，也是商业发展的结果。

在解决上述难题的过程中，中国是第一个拿出完整解决方案的古代文明。
办法是，以宗法结构为基础，发展出一套中央集权系统，
让皇帝凌驾于一切，掌握生杀予夺大权，所有人对皇帝效忠。

这套系统的好处，是建立起超稳定的社会机构，
为中国带来几个“盛世”，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没有人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获得真正的安定和有尊严的生活，
甚至皇帝本人有时也无法自保，
最终结果，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丧失了创造性，
民间也未能生长出有活力的商业制度。

西方人比起我们来说要“后知后觉”得多，
在中国称雄东方时，西方在混乱中摸索了千年之久。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虽未能发展出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体系，
却无意中触及了另一种文明模式。

这种新式文明在身份关系解体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
它假定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互相之间通过一套确定的规则体系、契约体系进行协作和交往，
逐渐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拉进同一个协作网络。

西方模式不仅带来了商业繁荣，生长出了个人权利，也生长出了制约王权的力量。以
商业繁荣带来的物质财富为基础，个人权利与制约王权的力量相生相伴，
逐渐成长为我们所熟悉的法治。

“法治”两个字看起来很平常，却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识。

古代社会也有法，但往往是国王之下的法，
更直白说，是管老百姓的法。
百姓有服从的义务，却没有受保障的权利。
从以“权力”为核心到以“权利”为核心，是现代法治区别于古代法最重要的标志。

“权力”仅仅让出核心的地位还不够，
现代法治的另一重要议题，是将“权力”限制在契约的笼子里。

“法无禁止即可为”在这里就变成了“法无授权不可为”，
两者合起来，才是现代法治完整的内涵。

“法治”的核心在于用规则约束所有人的行为，包括掌握权力者，为其行动划定边界。
这不仅要求规则经由正当的程序事先颁行，而且还要求规则得以有效执行，
以及对违反规则的行为进行公证的裁判。

即便如此，法治还是会受到强权和意识形态的挑战，变成“恶法之治”。

为此，人类经过漫长的探索和实践，提出有限政府理念，
以此作为法治的最高形式，赋予法治多一层保障。

 

法治不是任何人和组织意志的体现，而是共同体全部成员的“基本共识”；
法治不是富国强兵或者维持社会稳定的工具。

法治有且只有唯一的目的就是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哈耶克说：“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自由不会自动到来，也不能一劳永逸，
因此需要我们对侵犯自由之举保持高度警惕。

现代文明在“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中一路走来，
个人自由、财产权、商业以及法治结伴而行，环环相扣，越发彰显其竞争力。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不仅关乎现代国家的发展，
更关乎每一个个人最基本的幸福。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距离现代文明究竟有多远呢？


“左、右”镇楼：